今天在观看古装剧时,我们经常看到皇帝下达命令时,仅需一枚玉玺的轻轻一扣,帝国的全境甚至是周边的蛮夷都能收到榜文尚求100,命令立刻生效。然而,在秦汉时代,皇帝可不止有一枚象征至高无上的玉玺,虽然“受命于天,既寿永昌”的和氏璧玉玺是传说中的经典,但它的存在与否依然存在争议。为了适应国内外的管理需求,秦汉时期设立了独特的“六玺制度”,这也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:皇帝与天子,真的是同一个概念吗?
一、玉玺的神圣与变迁
在先秦时期,“玺”是印章的通称,原本并无尊卑之分。然而,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,创立了皇帝制度,“玺”便成为了皇帝专用的象征,而玉玺的材质也让它与其他印章区分开来。最著名的便是那枚刻有“受命于天,既寿永昌”的和氏玉玺,尽管对于这枚玉玺的雕刻材料、历史是否确凿等问题,至今仍有争议。
展开剩余82%公元前206年,秦王子婴将“皇帝玺符节”交予刘邦,这一历史事件标志着“印玺制度”开始运作,并通过交接印玺的方式象征着一朝的兴亡。从此,玺成为了国家权力至高无上的象征。
汉代时,海昏侯刘贺曾因行淫乱而被废除,辅政大臣霍光在列举刘贺罪行时提到,“受皇帝信玺、行玺大行前”,意思是刘贺继位后,曾在大行皇帝的棺椁前接受了皇帝玺印,意味着其继承了大统。然而,刘贺未能尊重玉玺的权威,随意玩弄玉玺,最终被认为不配担任皇帝。这一事件首次揭示了秦汉皇帝并非只有一枚玉玺,而是存在多个玺印,秦汉的“六玺制度”便由此开始浮出水面。
二、六玺制度的兴起
在如今的古装剧中尚求100,皇帝常常说“加盖玉玺”,给人的印象是皇帝只有一枚玉玺。但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。秦朝确立的基本制度中,汉朝沿用了“六玺制度”,即皇帝三玺和天子三玺。具体来说,六玺包括:皇帝之玺、皇帝行玺、皇帝信玺,以及天子之玺、天子行玺、天子信玺。这六枚玺合在一起,代表着帝国至高无上的权力。
“皇帝之玺”和“天子之玺”是皇帝常佩戴的印章,是身份与权力的象征。而其他四枚玺则保存在符节台,由专门的尚符玺郎中负责管理。这些四枚玺在日常中有着广泛的应用,类似现代社会中的公章,使用频率较高,因此放在公共地点,便于随时使用。尽管如此,由于频繁使用,仿造的风险也相应增大。为了防止造假,汉代法律明确规定,擅自仿制玉玺者将面临极为严厉的处罚。然而,尽管如此,依然有人胆敢冒险私刻玉玺,试图谋取正统的象征。
例如,秦末南海郡守赵佗反秦自立,建立了南越国。在汉朝建立后,南越归属中原,但赵佗及其继承者仍旧保持了与中原皇帝相似的制度,刻制了自己的六玺。这种做法无疑展示了他们想要模仿中原皇帝的野心。到了南越王赵齐婴时,出于对六玺被私藏的担忧,他将六玺藏了起来。在广州的考古发掘中,发现了赵胡的金制“文帝行玺”,无疑是中原皇帝六玺的翻版。
三、六玺的实际应用
那么,这六颗玉玺究竟有什么不同呢?简单来说,皇帝三玺的文书主要针对的是帝国内的郡县臣民,而天子三玺则主要用于周边藩国。根据《续汉书·舆服志》中的记载,天子三玺分别有不同用途。天子之玺主要用于加盖与藩国国王的国书;天子行玺则用于给藩国的王侯重臣进行册封;而天子信玺则主要用于征召外国藩兵或邀请藩国名人。
皇帝三玺则是针对国内的应用。皇帝之玺主要用于发给诸侯国国王的王书;皇帝行玺则在册封诸侯王或赏赐臣下的诏书上使用;皇帝信玺则用于征兵、征召名人的命令。
从《隋书·礼仪志》和唐代的《唐律释文》中也可以看到皇帝三宝和天子三宝的相似运用。唐代的皇帝三宝主要应用于国内事务,而天子三宝则用于对藩国的管理。
四、六玺引发的深层问题
为什么皇帝需要这么多玺印呢?这实际上牵扯到一个更深刻的问题——天子和皇帝的区别。表面上看,秦代之后,天子和皇帝似乎是同一人,但实际上这两者有着严格的区分。皇帝是郡县制下的最高官员,其统治范围只限于有中央派遣官员的地区;而天子则是天下之主,统治着天命所照之所有领土,不管这些领土属于汉族还是蛮夷。
“天子”这一称号起源于周代,《诗经》中提到“明明上天,照临下土”,意指天子代表上天管理天下。周代通过五服制度,把各地的统治划分得清清楚楚:从中央的甸服到边疆的荒服、要服等,不论是否有实际联系,只要是土地,都属于天子之地。天子与皇帝的区别就此逐渐显现。
到了秦始皇时代,修筑了长城并设立了郡县制,这使得“天子”与“皇帝”的定义产生了分裂。虽然秦始皇试图扩展领土,但其郡县制的统治方式在与外部蛮夷接触时显得力不从心,因此在与外邦交往时,他以“天子”自称,而在国内,他则称自己为“皇帝”,以此应对国内外的不同需求。
结语
通过秦汉的六玺制度尚求100,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“皇帝”与“天子”在古代中国的区别。在秦汉时期,这种区分尤为重要,但随着历史的推移,尤其是到了元明清时代,随着郡县制的扩展和外邦的汉化,这一区别渐渐模糊,天子的称谓逐渐仅限于祭祀等场合。而对于秦汉时期的六玺,历史学者也不断进行了探讨,挖掘其中的历史与文化内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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